“经典案例”的奇怪逻辑

amiko

----评《软科学经典案例：“只生一个好”是怎么提出来的》

何亚福

近几年，我看了许多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，发现有一些专家的逻辑非常奇怪，例如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：“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，应该享受高保”；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认为：“用提高生育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将后患无穷”；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认为：“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，即所谓‘搭便车’，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”；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员李小平（网名“半个诗人”）认为：“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”……不久前，《科技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软科学经典案例：“只生一个好”是怎么提出来的》的文章，其中的逻辑也非常奇怪，如此奇怪的逻辑，还被奉为软科学的“经典案例”！

该文说：“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科委‘人口控制与对策’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孔德涌，探知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历史……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，当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，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。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，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，用定量研究的方法，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‘关键’。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，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----妇女总和生育率。它的含义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，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。同时，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，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.14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.14个孩子，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，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。但是如果超过2.14，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，不会减少，如果小于2.14，则人口会逐渐下降。”

上面一段引用该文的内容很容易理解，该文接着提出了一个我也想提出的问题：“有人不禁要问，2.14这个临界值，不就说明每对夫妇平均可以生两个小孩儿嘛？怎么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求‘一个孩儿’呢？”但接下来的逻辑就非常奇怪了：“孔德涌回忆，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，已经远远超过了2.14。此外，在广大农村，因为观念问题，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。所以，直接实施‘一个孩子’的标准，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。”我们知道，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2.24，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.14相比，仅相差0.1。可见，如果从1980年开始实行“二胎化”，那么是符合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的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生育率仍然会逐渐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。因此，孔德涌的观点“直接实施‘一个孩子’的标准，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

退一步来说，假定“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，已经远远超过了2.14”是真实的，也不能推导出“直接实施‘一个孩子’的标准，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”这个结论。事实上，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“一胎化”，这种既不搞试点，又不征求群众意见，更不考虑是否可行的生育政策，反而促使了生育率在短期内的回升：1981年和1982年的生育率分别回升到2.63和2.86。“一胎化”政策在农村遇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，于是从1984年开始不得不“开小口子”，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民生二胎。政策稍微放宽之后，生育率并没有上升，反而还有所下降：1984年和198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.35和2.20。

从上面引用的文字已经可以看出：宋健、孔德涌等人是明白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.14的，也就是说，允许全国所有夫妇普遍生两个孩子，也完全能够控制人口的增长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又要用“一胎化”来代替“二胎化”呢？看了该文后面的内容就会知道了：“1981年，宋健、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、环境等条件，算出‘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’的结论，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。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。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，选择适当时机，例如在2020年，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，最终，约在2070年左右，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。” 原来，他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！宋健等人认为“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”，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：在1960年，中国人口还不到7亿，符合宋健等人所谓的“适度人口数量”，但那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之中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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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呆

这话题，纯学术的东西读着没味。
无关痛痒的东西长篇大论，没意思